一周后，市委组织部第一副部长钱学春和干部处处长张昭才再一次莅临河阳，郑重宣布周成林为副县长候选人的唯一人选。
因为周成林是通过公开选拔出来的人选，而且是唯一人选，故此，在县人大特别会议上毫无疑问地高票当选。周成林终于如愿以偿地当选河阳县副县长，在他的人生中翻开了新的历史一页。
周成林当选后，根据政府分工，接任武国涛的工作，分管河阳县的文教卫生。
刘一夫之所以让周成林分管文教卫生，一是因为周成林出身于教育，懂教育，对教育有感情，能够轻车熟路地处理教育上的事情。二是他相信周成林的人品官品和能力，他坚信在周成林的分管下，河阳的教育会摆脱那种萎靡不振的局面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
河阳的教育形式不容乐观，甚至说是一个烂摊子，河阳的教育被某些领导和前任局长古森搞得乌烟瘴气的，教师积极性不高，而且到处充斥着铜臭的气味。
按理说，教育是教书育人培育祖国未来花朵的地方，应该是朗朗乾坤，一片清明的。然而时下的河阳教育却到处散发着肮脏的铜臭气味，和官场没有区别。买官要官跑官成风。尤其古森在任的时候更为猖狂，那时候局机关设立三十多个科室，每个科室设立科长一名，副科长三至五名，还有办事员若干名，下边那些乡镇学校规模也不是非常大，但每个学校都安排五六副校长，中层教干更是多如牛毛，数不胜数。
刘一夫做副县长的时候曾经亲自到了一个学校搞过调研，那个学校教师八十七人，正副校长外加名目繁多的科室主任有三十七个，几乎占到所有教职工人数的一半，因为都是花钱送礼做上的主任校长，都人浮于事，没有一个踏实工作想把教学搞好的。
这样的教育怎能去教育孩子？怎么能振兴河阳的教育？而且他私下里还听说，从教育局内部传出来一条消息，某些干部为了谋取私利，在任用干部的时候明码标价，只要你花个三五万元就可以得到飞速提拔，时间不长就可以做上校长的宝座，就是想做副校长也要花个万把两万元，只要拿钱就可以做官，只要钱花的到位就能做校长。
而且为了盈利，他们频繁地调整教干，三天两头地调整校长副校长和局机关的科室负责人，每调整一次，某些干部的腰包就狠狠地鼓一次。
在这种环境中，哪还有教师安心上课？哪还有校长安心搞教育？几乎所有的人都把主要任务放到了协调关系上，协调和教育局局长的关系协调和当地政府的关系协调和上级的关系……校长教干和老师都由教研型人才变成了协调型干部。甚至有些校长为了保住头上所谓的乌纱帽，一天三喝，从早晨起床就喝一直喝到深夜，简直是喝坏了肝喝坏了胃喝坏了教风喝坏了党风，喝得学校图穷四壁。欠的外债成了无底深渊，上届欠，这届欠，下届还要接着欠。欠钱没法还，他们干脆不还，很多学校满校园都是催债的债主。
鉴于如此，刘一夫痛心疾首，想狠狠整治一下教育，用他的话说，发展靠的是人才，人才靠的是教育。教育搞不上来，哪来的人才？人才没有，哪来的发展？一切都得是空谈。
周成林就出身于教育，对教育有感情，尤为难得的是，周成林是个有良知，有正义感，有能力，有魄力的干部。正因为如此，刘一夫选中了周成林，在县长办公会上做出了让周成林分管文教卫生工作的决议。
会后，刘一夫告诉周成林，周成林肩上的担子很重，重得几乎能把周成林压垮，因为他承担不仅仅是教育的兴衰，还是河阳的百年发展大计。
另外，他还让周成林一定选好教育局局长，调整好教育局的班子。
关于教育局班子变动的事，在河阳县已经嚷嚷了很久，自从武国涛和古森出事以来就一直空着，引起了不少人的垂涎，已经有不少的人觊觎教育局局长的宝座蠢蠢欲动，私下里上蹿下跳，跑省城进市委活动准备把教育局局长宝座揽在自己的屁股下面。当然，他们都知道要想最终做上教育局局长的宝座，最终的决定权应该刘世昌和刘一夫的手里，故此，他们腰揣人民币，不止一次的去敲刘世昌和刘一夫的大门。
刘一夫始终大门紧闭，没放进一个人，就是连一只苍蝇都没放进家门。
但刘世昌的意志就没有那么坚决了，把教育局分管人事的副局长张树东放进了家门，在笑纳张树东的红包后不止一次在刘一夫面前推荐张树东，说张树东脑袋瓜子灵活，是教育局局长的最佳人选，准备让张树东先全面主持教育局的工作，等时机成熟后再让张树东转正做局长，但刘一夫一直没点头。
虽然人事安排是县委书记的事，只要县委书记拍板定案没有人能反对的了，但县长不点头，县委书记同样很被动。再说了，刘一夫是市委书记王庆民的得意门生，另外，刘一夫和市长韦清哲的关系也非同寻常，正因为如此，刘一夫的的意见他不得不考虑，刘一夫不点头的事，他也不便堂而皇之的拿到常委会研究，他怕刘一夫和他公开叫板闹个不欢而散，再说，他也怕刘一夫纠集一伙人架空了他，刘一夫有这个能量，也有这样的影响力，那样的话，他偷鸡不成蚀把米，基于如此，教育局局长的位置一直悬而未决，由此导致了诸多的弊端，以至于教育局的工作一直无法正常开展。
说实话，刘一夫也不想教育局局长的位置就这样空着，刘世昌向他征求意见时候他之所以不点头，是因为他对张树东没有好印象，认为张树东太浮躁，为人圆滑，不是那种对教育有感情，能扎实干工作搞好教育的人，也就是说他不是做教育局局长的最佳人选。
在刘一夫的意识里，张树东之所以想做教育局局长纯粹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权利欲望，所以这样的人坚决不能用。
现在周成林分管文教卫生了，刘一夫感觉教育局局长的人选应该由周成林自己确定最合适。只有周成林选出来的人才能与周成林一条心，与周成林配合默契，齐心协力推进教育改革，让河阳县的教育早日摆脱萎靡不振的局面，成就河阳县的百年发展大计。
故此，在第二天的县委常委扩大会上，刘一夫提出了教育局局长人选应该由周成林这个分管文教卫生工作的副县长确定的建议。
刘一夫的提议得到了龙建国的强力支持，龙建国也表示，周成林是分管文教卫生的副县长，对于教育局局长的人选确立最有发言权，倡议教育局局长人选应该由周成林自己确定，任何人都不要干涉，言外之意就是县委书记刘世昌也不能过问。
刘世昌虽然知道这是刘一夫和龙建国合伙给他设的一个套，但他还不能不钻，他怕刘一夫和龙建国说他专权，只好哑巴吃黄连同意了刘一夫和龙建国的提议，把选拔教育局局长人选的主动权和决定权交给了周成林。
周成林知道这一切都是刘一夫和龙建国给他争取的结果，他知道刘一夫和龙建国用心良苦，他也意识到选取一个优秀的教育局局长至关重要，所以从常委扩大会的决议一形成，他就暗暗发誓决不能辜负刘一夫和龙建国的意愿，一定要选出一名优秀的能够担当得起振兴河阳县教育局面的教育局局长，力争在最短的时候使河阳的教育摆脱那种萎靡不振的局面，开创一个良好的教育新局面，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
因此，常委扩大会一散，他就辞别了刘世昌他们，来到了七楼办公室。
河阳县的六位副县长和县长刘一夫都在这层楼办公。
县长们开始的时候都在八楼办公，后来才搬到的七楼。
这些县长们之所以从八楼搬到七楼，其中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当初大厦落成后县长们刚搬进来时，对于各单位各部门该安排在哪个楼层是专门开会做了研究的。
县委在十楼是毫无争议的，十楼十全十美，是做官者和经商者都看好的楼层。但对于县长们的办公室安在哪个楼层破费了一番周折，开始的时候有人提议把县长们的办公室安在六楼，说六楼吉利，六六大顺，但时任县长的刘世昌提出了反对意见，说六六大顺固然吉利，只是“六”音跟“落”音相近，让我们这些官运正旺的县长们一落千丈实属不妥，故此，他给予了否定，当然，刘世昌说的很婉转，他说六楼是最好的楼层，既清净，又不高，从一楼上到六楼也不是很累，所以，他提议给了人大的那批老干部，那批老干部为河阳县的发展辛苦了一辈子，奉献了一生，应该享受最好的待遇，所以应该把最好的楼层安排给他们做办公室，为此，人大的那批的老干部还对刘世昌感激不及，刘世昌也因此捞取了不少的好名声。
既然六楼给了人大的那批老干部，又有人说九楼也不错，天长地久，所以建议让县长们在九楼办公；但经反复推敲，有一个副县长指出在九楼天长地久固然是好事，但又长又久地待在原地不动不进步也不行。最后定在了八楼，取发财发迹之意。
可没想到就在换届不久，武国涛因为挪用教育资金和在干部提拔中涉嫌违法操作而被送进监狱中，于是又有一个副县长在刘世昌面前提议，说现在禅学上讲的是“七上八下”，七楼很容易升上去，八楼呢很容易掉下来，武国涛就是因为在八楼才掉下来的，没想到刘世昌竟然接受了那位副县长的建议，县长们的办公室也因此腾到了七楼，一直沿用到现在。
周成林的办公室在七楼最西头过道的南面，下午的阳光正好可以从窗户泻进来，照得屋子一片暖融融的。
周成林的心情也跟着渐渐晴朗起来，边翻阅秘书刘松田给他准备的材料，边思索着下步的工作打算以及教育局的人选问题。
武国涛原来的秘书因为受到武国涛的株连，也被送进了监狱中，所以，当刘一夫征求周成林意见要给周成林重新配备秘书的时候，周成林就在刘一夫面前建议把刘松田从浏阳河乡借调过来做了自己的秘书，经过在浏阳河和刘松田相处的那一阵子，他发现刘松田是个优秀的秘书，更为难得是刘松田的人品。
就在周成林思索的时候，刘松田推门走了进来，道：“周县长，教育局张树东副局长来了，说有工作要向您当面汇报。”边说边把一封信呈到周成林的面前。
周成林随口问道：“这是什么。”周成林之所以有此一问，是怕信封里放着钱或者卡之类的东西，现在在官场上用类似的手段行贿的太多了，周成林不得不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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